第一次搬家是1978年，当时我正在一所中学教书。那年的分房政策是人均居住面积不足2.5平方米以下的可以申请。
第二次搬家是1986年，当时我还是在一所中学教书，只不过不是原来的那一所中学了，原来的学校已经被房地产开发商买走了。那年的分房政策是异性大子女同居一室可以调房。我有两个孩子，姐弟俩虽然是“隔年的双子”，但沾了异性子女的光，我又可以调房了。
那年调房政策是交旧房调新房。我把原来的“顶层伙单”交给单位，给我分了一个墩子楼的一楼“铁角”偏单，而且还带一个小院。虽然从天上一下子掉到了地下，但终究多出了一间房子，全家大人孩子们倒也蛮高兴的。
搬家那天，我从单位借了一辆双排座汽车，还是找了单位的几个同事，三下五除二，几个小时就搬完了。
中午的时候，同事和家人一同到饭店聚餐，也算是温居了。
第三次搬家是2004年 三十年间的三次搬家，每次搬家都是感慨万分，思绪万千；三十年的三次搬家，每次搬家都会感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的令全世界瞩目的丰功伟绩。 结婚时住的是在院子里自己搭的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临建房，后来有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热热乎乎”地挤在这间临建房里。
那年分房的时候，单位领导还真不错，左调查、右核实，最后给我分了一间六楼伙单。当年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叫做“一楼脏，二楼乱，三楼四楼住高干，五楼等着换，六楼死了算”。房子虽然是六楼顶层，虽然是伙单，但总算有了自己的一间房子，当时心里真是高兴极了
，当时我已经退休在一所民办中学教书。随着岁月的流逝，孩子们长大成人，都参加了工作。又赶上老楼房拆迁，便决定买房。买的新房是高层而且还带产权，又大又向阳。站在阳台上，可以说是津城美景尽收眼底，津城巨变一览无余。
搬家那天，孩子们开着私家车，早早地把我和老伴儿送到新房等候搬家公司。
搬完家之后，全家人又高兴又累，谁也不想到饭店吃饭。孩子们给饭店打一通电话，一桌丰盛的饭菜便送到了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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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那天，我从单位借了两辆小拉车，几个同事来帮忙，一个床铺，一个柜子，一个大木盆，还有几箱子书，总共也没有装满两辆车，最后还把两个孩子也放在车上。临走的时候，街坊邻居满含着羡慕的目光，流着热泪千叮嘱万嘱托，要常回来看看。
搬完家以后，同事和家人一同在家里吃捞面庆祝乔迁之喜。